蔡增欣当了37年医生，从 1961年到1998年，从医师到主任医师，到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问起他从医以来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和细节，他说都记不起来了。他1935年出生，现已耄耋之年，人老记忆力差，忘事正常。不过，和他聊起来，有两件事情的场面，他倒是说得很清楚。

        一名住院的心脏病人突然出现严重心衰，蔡增欣赶到病房时，病人已经完全没有了心跳。蔡增欣给他做胸部按压抢救，病人的心脏没能恢复跳动，只好采取电击起搏这最后一招了。

        起搏电击器往病人的胸部按下去，病人的身体猛地颤了一下，心脏却没有随着这颤震跳动起来。继续重复了几次，病人依然是身体猛颤一下后便毫无动静。静静地围候在病床边的医护人员，脸上和眉宇间，都显出无奈和惋惜的神情，他们都知道，这个还温热的生命躯体，就要在眼前如枯叶般凋落了。

        “再做一次，看行不行。”蔡增欣说，他不想放弃。

        抱着最后的希望一击下去，奇迹如他所望出现了。病人的心脏，像断电停摆的电钟接上电源一下子恢复行走一样，重新搏动起来。

        这名被抢救过来的病人，一位30多岁的男子，事后对蔡增欣说：“蔡医生，谢谢您，救命恩人！抢救我的时候，我还有知觉，您说要做最后一次，我听到了。”

        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蔡增欣说他真记不清了，只知道是许多许多次抢救中的一回。从1972年起，他就在胸外科。当时，他36岁，年富力强，从中山医学院毕业已经11年。在这里，他跟随前辈专家禤湘耀、罗征祥，已有多年的心脏病临床和手术经历，算得上是科里的骨干医生了。1978年，胸外科改成心外科，并归属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从那时起到60岁退而未休，又被返聘工作了三年，一直都在心外科。这么多年从医，除了有两年多时间参加援外医疗队到非洲工作，他每周6天，在心外科都是上午手术，下午门诊，晚上遇到病人出现情况，还得随叫随到。有人问他，每年给多少人做过心脏手术？他也总是说记不清了，只知道每天有一台以上的手术。按此类推，他一年至少给300名病人做了手术治疗。手术种类，有搭桥、心脏修补、换心脏瓣膜……

        广州屠宰场，是他记得最清楚的两个场景中的另一个。1976年春节过后，他便常常到那里去，每次去都是半夜。一只只生猪被电击后，拖上屠宰台宰杀。他等在一旁，他就要猪心。那个时候市民买猪肉是要凭票的，猪内脏同样要凭票供应。

        而蔡增欣到屠宰场买的猪心，不用肉票，用证明，是特供的。这些猪心买回去是用于救人的医学研究的。就在这年，人工心脏生物瓣膜研究室成立了。

        给数以千计的心脏病人做了漂亮的手术，并非蔡增欣这辈子贡献给社会的最大成就，虽然这也是他了不起的职业成就。蔡增欣给社会的最大贡献，是参与开发，并亲手成功做出了中国第一批生物型人工心脏瓣膜。人的生命标志是心脏的跳动。

        心脏跳动的实际意义是将血液泵进血管，让它在人体全身循环，维持生命的存在。

        心脏有心房和心室，血液从心房进入心室，再通过动脉进行循环。在心房和心室之间，以及和主动脉之间有一块瓣膜，它像一个自动开合的阀门，心脏跳动一下将血泵出，瓣膜张开让血液通过，随即又闭合不让血液回流。有心脏瓣膜的存在，心脏和动脉血管才得以形成顺畅的血液循环。一旦瓣膜受损，不能正常闭合，就会造成心悸、心衰、心肌劳损等各种心脏病变，危及生命。

        对于心脏瓣膜病变较轻的病人，医生可通过手术进行修补、造型，严重病变的，就只好用人工的瓣膜来替换。蔡增欣到屠宰场去购回来的猪心，就是用来做人工心脏瓣膜的。医生动手来做这事，也是被迫无奈，却是蔡增欣从心底里渴望做的事。

        他给病人做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已做了不少，也看到一些需要做这个手术的病人没能做。人工心脏瓣膜太贵了，一瓣的价格就超过1万元。仅是材料费，还不包括手术费。20世纪70年代的1万元啊！当时一般人的月工资是40元到60元。

        有的病人筹不到这个钱，只好放弃。人造瓣膜之所以贵，是因为全部都要从国外进口，得用外汇。蔡增欣常常想，如果能用上国产的心脏瓣膜，把价格降下来，多好。

        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已经结束在非洲的援外工作，回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在心外科和心研所既做临床也承担科研任务。作为国家派遣的援外医疗队队员，他从1972年起，在赤道几内亚工作了两年半。在那里，他看到了贫穷的困窘，感受到了缺医少药及医疗设施条件的不足，给人们造成的无助与痛苦。在国内，蔡增欣是心脏手术的一把好刀，在这里，他却无用武之地。整个国家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国家级的医院，也是设备简陋，甚至连注射器都缺，基本的医疗设备和器械，许多都是他们自己带去的。适合做心脏手术的手术室，更不会有。在那里，蔡增欣主要是看门诊，总统也来找他看过病。外科手术也做，受条件所限，蔡增欣只能做做肠胃类的手术。下乡去巡诊，见到的景象令他震撼。那些村民住在潮湿的圆筒形茅屋里，周边也是湿漉漉的，蚊蝇成群，卫生条件极差，更说不上医疗保障了。在中国医疗队巡诊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病也从未看过医生。

        蔡增欣出身华侨，生在印度尼西亚，1954年18岁时回祖国读书。在侨居地，在祖国，他也见过贫困，但像这样的贫困景况，他确实还没接触过。在非洲的经历，让他更深地理解了贫困人群对医疗服务的渴望，领会到了需要治病，却无力治病的无奈与哀苦。当他面对着因为进口人造心脏瓣膜昂贵，不少急需的病人却无力支付的现实，一个“能自己造人工瓣膜就好了”的想法，就自然而然真真实实地出现在他脑中。作为心脏外科医生和心研所研究员的他，这种想法也是职责之念。

        这并非不可能，也已经有成功的先例。1965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在上海完成了中国第一例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所使用的球形瓣膜，就是和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及上海硅橡胶研究所共同设计、开发出来的。但是并未能做到批量生产，供给全国所需。随后因“文革”的冲击，国内的人工心脏瓣膜研发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几近停滞。况且当年他们做的是机械型人工心脏瓣膜，而后来，人工心脏瓣膜已发展到生物型。这些，蔡增欣都知道，但他做不了。机会在1974年来临。那年，受中国政府邀请，阿根廷卫生部部长率心血管病专家访华。当时，阿根廷的心血管病治疗技术位居世界前列，周恩来总理特意让阿根廷专家到广州来考察、传经，希望阿方给予中国医生学习培训的机会。蔡增欣因此成为第二批到阿根廷学习的广东医生，于1977年与罗征祥一起飞赴阿根廷。

        阿根廷已经有了做人工心脏瓣膜的成熟技术，蔡增欣直奔这个目标而去。他在阿根廷的学习期限只有三个月。他知道，这么一点点时间，要掌握人家的技术精髓，绝不容易，只有抓紧时间，高强度地苦拼。所幸的是，罗征祥已是第二次来阿根廷，情况比较熟悉，他承担了与阿方协调、交流及其他事务性工作，让蔡增欣专心学习，无后顾之忧。

        阿根廷同行看到了一个学习狂魔。在三个月里，除了吃饭、睡觉，蔡增欣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待在实验室里。回国的时候，蔡增欣对造人工心脏瓣膜已经胸有成竹。

        当时，世界上的人工心脏瓣膜有机械膜和生物膜。前者以金属钛为主要材料，生物膜用动物的瓣膜来加工制作。机械膜已经有较长应用历史，生物膜在他们赴阿根廷的前一年，即1976年才开始应用。罗征祥和蔡增欣选择了生物膜，它的主要材料是猪心，材料易得，价格相对便宜。于是就有了蔡增欣常常在下半夜到屠宰场去购新鲜猪心的故事。

        蔡增欣拿起柳叶刀，小心翼翼地把猪心剖开，拨开心肌，寻觅到心室与主动脉的连接口，把半球形状的主动脉瓣膜切下来。这个动作，他已经得心应手了，人的心脏手术，他都已不知做过多少。但他还是打起十二分精神，生怕把瓣膜搞破损了，猪心和人心，有相似之处，但到底是不同，差别是毫无疑义地存在。因此，猪心上取下来的心脏瓣膜并非全部能用，有选择，要加工。

        好戏也是难戏，是猪的心脏瓣膜取下来之后的处理和加工。先进行保鲜处理，然后安装到支架上经过化学和物理处理，再按照人的心脏瓣膜的生理特性和要求，进行造型设计与定型。做出来后，还要进行适用性实体试验。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经年累月的过程。不知用了多少猪心，做过了多少次实验，足足花了两年多时间，到1978年，制作的人工心脏瓣膜才成功定型，取名为“GD-Ⅰ型猪主动脉瓣膜”，是广东省第一款成功的生物型人工心脏瓣膜。临床应用的价格，不到进口瓣膜的 1/3。当年这个项目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蔡增欣的诊室和家里都热闹起来，上门来找他的人比以往多了许多。

        “有一个顺德的老乡，到家里来得最多。”蔡夫人说，“他每次都带一大帮人来。”

        “都是想请我做换瓣手术的。他六十多岁做了换瓣手术，效果很好，出院后就传开了。”蔡增欣解释说。

        “他们要给钱给红包，老蔡好心，从来不收。”蔡夫人说。

        是的，蔡增欣一向规矩，守正道，夫人也如是。当年夫妇俩分居两地，夫人在韶关工作，女儿出生两个月后，蔡增欣才知道。其实双方单位都有电话，但双方都从不用电话互通信息，因为，都恪守着“公物不私用”的观念。

        少年时代，侨居南洋的蔡增欣，常常仰望北方的星空，心向往着大海那边遥远的祖国。青年时代，他在祖国怀抱里潜心医学，又以医者之仁心，倾情投入维护民众心之健康的事业。继“GD-Ⅰ型”人工心脏瓣膜创制与应用成功之后，他和他的团队历时十余年之临床应用研究，又开发出新一代生物型人工心脏瓣膜“GD-Ⅱ型”，荣获1992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从25岁医学院毕业到63岁退休，蔡增欣的整个职业生涯都离不开为人护心、补心、造心的事业。他为别人的“心”操心了大半辈子，他精湛的“手艺”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让我们恭敬地给他一个恰当的称呼——医学的“心之匠”。

陆基民